根據科法斯集團發布的《科法斯2020年第三季度貿易風險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與2020年第二季度類似，報告中所列預測項仍然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主要源自全球疫情的發展：自2020年6月以來，全球疫情持續惡化。受制約因素（封鎖期間）和疫情防護措施的雙重影響，企業和家庭紛紛推遲了投資和消費計劃。

科法斯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為-4.8%，2021年將反彈至4.4%。相比2019年，2021年歐元區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分別下降3.5%和2%。這意味著經濟至少需要3年時間才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同樣，世界貿易也僅會呈現局部反彈：預計2021年的反彈（3.5%）遠遠不能抵消2020年預期的下降（-13%）。

報告中發布的科法斯政治風險指數凸顯了雙重趨勢：一方面，全球層面的沖突風險水平有所降低；另一方面，政治和社會脆弱風險在個別國家有所上升。后者在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尤為明顯。伊朗和土耳其是社會風險提升最明顯的2個國家。另外，巴西、墨西哥、秘魯、哥倫比亞等拉丁美洲國家及南非都面臨著很高的政治和社會風險。

嚴峻的挑戰擺在面前

自2020年6月以來，疫情在許多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阿根廷）的擴張勢頭有所增強，同時在另一些國家（如俄羅斯、南非、巴西和墨西哥）略有減弱，但仍處于相當嚴重的程度。在歐洲，“第二波”疫情發展的速度似乎比專家最初預期的要快，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國。

企業保持謹慎：在管制期間，由于出口減少和/或生產線暫時中斷，它們取消或推遲了許多投資項目。這造成了大量工作崗位流失。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最新預測，2020年上半年，全世界的工作時間減少了14%，大約相當于4億個工作崗位。其中，降幅最大的是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與此同時，消費者也很謹慎，因為他們面臨失業風險。首先，在疫情管制時期，消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封鎖措施結束以后，消費者為了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健康和/或經濟困難，增加了預防性儲蓄。例如，2020年4月，美國家庭儲蓄額占該國家庭收入的33%，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2倍。盡管這一數字之后有所下降，但2020年7月仍保持在近18%的水平，比疫情暴發前高出10個百分點。

不出所料，遏制措施的放松使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自2020年5月以來出現機械性反彈。在“后疫情”階段，企業信心和家庭信心在達到歷史低點后有所回升，尤其是歐洲國家。其他常用的月度經濟環境指標（如工業生產和零售銷售）在2020年第三季度也遵循了類似的趨勢。然而，這種機械性反彈似乎已經過時。企業信心在經歷了2020年6月和7月的快速復蘇之后，2020年8月實際上又回到一個較低的水平——意味著歐元區GDP幾乎為零增長。截至2020年9月中旬，全球餐廳預訂數量仍低于疫情前水平30%左右。同時，世界上大城市的流動性相比2020年年初下降了20%。

企業的融資條件仍然有利

在許多國家，政府和中央銀行的支持計劃減輕了疫情對企業的沖擊。它們迅速做出反應，避免像2008—2009年那樣收緊企業信貸條件。擔保貸款機制符合這一邏輯，應當持續下去，因為各國政府撥付的最高融資額度遠未用盡。

在歐洲，這些附帶擔保的銀行貸款計劃有幾個共同點：在同一時間（2020年3月底或4月初）宣布，70%～90%的貸款由擔保覆蓋。這意味著大部分貸款都有擔保，因此，相關銀行承擔的風險不會很高。根據歐洲智庫布魯蓋爾（Bruegel）的計算，到目前為止，各國分配的金額并不一定與2020年3月底或4月初宣布的金額匹配。例如，德國迄今撥付的資金僅占其GDP的1%，在歐洲主要經濟體中處于最低水平。截至2020年6月底，德國僅支付了其于2020年3月底宣布的擔保貸款總額的4%。這一數字遠遠低于西班牙（42%）、法國（35%）、英國（18%）和意大利（13%）。就德國而言（意大利和英國也相對較低），擔保貸款僅占其2020年上半年新發放貸款的不足1/4。以上數據表明，企業很少使用此類貸款支持方案。

除擔保貸款方案外，貨幣政策應保持持久的寬松，從而為企業創造有利的融資條件。寬松貨幣政策的持續時間甚至可能超過預期：在2020年杰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年度研討會上，美聯儲（Fed）宣布，其貨幣政策框架將發生重大變化，調整其相對于目標通脹率的監測方式。這一決定恰逢美元兌主要貨幣，特別是兌歐元下跌，因此表明貨幣政策將在比預期更長的時期內保持寬松。美國不斷增長的公共債務、退出部分全球商業事務，以及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崛起，也對上述貶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令人擔心美元可能失去其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作用。

美聯儲明確指出，基準利率接近零的貨幣政策將至少維持到2023年年底。這一決定將對全球其他許多國家央行的貨幣政策產生影響，因為一旦出現明顯利差，本國貨幣兌美元將面臨升值風險。

新興國家零散復蘇：亞洲領先，拉美落后

美元貶值至少有一個好處，即在全球避險情緒空前高漲的背景下，新興市場貨幣能夠抵消2020年3月出現的部分貶值，當時出現大量資本外流。換言之，盡管資本外流量在2020年3月相當可觀，但并未持續：2020年4—8月，流向新興市場的證券投資凈流量每月都是正值。然而，這一大趨勢并非沒有例外：土耳其、南非、馬來西亞和烏克蘭在2020年6月、7月和8月均出現資本外流，這表明新興市場的匯率風險并沒有完全消失。

在某些情況下，新興經濟體所受沖擊比發達國家更嚴重。例如，南非過去5年經濟平均增長率低于1%，2020年第一季度的失業率超過30%。旅游收入下降、來自外籍工人的轉移支付減少，甚至公共支出減少，都是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潛在沖擊。另外，農產品供應鏈中斷（相對于成熟經濟體，新興經濟體農產品在平均“消費籃子”中的比重更大）引發的高通脹也阻礙了經濟復蘇。盡管如此，這種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趨勢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消失，因為服務價格增長緩慢。

根據科法斯集團的測算，疫情對各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有所差異。在2020年和2021年經濟將實現強勁增長（累計至少比2019年高出5個百分點）的20個經濟體中，大約一半在亞洲（包括中國和越南），而另一些由非洲國家組成（包括科特迪瓦、加納、盧旺達和坦桑尼亞）。

與此同時，在15個表現最差的經濟體中（即202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至少比2019年低7個百分點），有7個分布在拉丁美洲，分別是：墨西哥、委內瑞拉、阿根廷、厄瓜多爾、秘魯、伯利茲和尼加拉瓜。與危機前的水平相比，這種持續較低的經濟活動水平預計將對就業和企業經營產生影響。

（來源：進出口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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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進出口經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