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界各地的許多人一樣,過去幾個月的大部分時間里,Lee Ye-rin都是獨自在家度過的。由于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這名32歲的上班族現在在首爾的公寓遠程辦公;她不去健身房,不去電影院,不去圖書館,所有相關需求都在家完成。(反正在疫情期間大多數公共設施和場所都關閉了。)Lee說:”疫情爆發以來,我就很少外出吃飯。我會點各種外賣,甚至在外賣App上點冰淇淋當甜點。當我厭倦了這些,吃膩了外賣,我就會從雜貨店買點食材,然后自己在家做飯。”
自從實行居家隔離政策以來,“與世隔絕”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許多人的“新常態”。但對韓國人來說,這樣的生活狀態早在Covid-19爆發之前就蔓延了。它甚至有一個專門的詞——“Untact”,"Untact"是表否定詞綴"un"和單詞"contact"的結合體。該詞早在2017年就在圈中有所流傳。它指的是不與他人有直接接觸的行為,比如使用自助服務亭、在線購物或進行非接觸式支付。一些人認為,在韓國這樣的現代社會,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發展趨勢。在韓國,機器人咖啡師、虛擬化妝工作室和數字金融交易與韓國現階段的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萎縮“恰到好處”的結合在了一起。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untact”從一個流行詞變成了政府的一項政策。韓國總統文在寅最近宣布的“新政”經濟計劃包括承諾將加大對遠程醫療、老年人護理、虛擬辦公以及對小企業的電商化支持的力度,以“促進不成熟行業的發展”。
求職類搜索引擎Saramin最近在韓國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1.6%的韓國成年人認為,疫情直接導致了他們‘untact’經濟行為的增加。然而,在這個被認為是科技最發達的國家之一,“untact”型社會的迅速崛起,卻留下了一大批成為了時代“留守老人”的老年人群體。
韓國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完備性令人瞠目結舌,其互聯網普及率接近96%。根據NIA在2019年發起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60歲以上的人中,只有29.2%的受訪者說他們可以安裝并使用移動App,22.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能使用電商平臺進行消費。事實上,格林威治大學的研究發現,韓國60歲以上的人最常使用的(手機)功能是打電話和查看時間。相比之下,韓國30-39歲的網民率為100%,10-29歲的網民率為99.9%。
數字化帶來的社會鴻溝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社會問題。毫無疑問,社會經濟等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障礙,這種客觀因素會限制人們對互聯網的使用。但也存在如何幫助那些有機會獲得互聯網帶來便利的人學習并使用它的問題。NIA的調查還發現,能夠使用電子設備的弱勢群體——包括殘疾人、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占97.1%,這證實了大多數韓國人都有電腦或智能手機。這意味著韓國的數字“階級”不僅存在于富人和窮人之間,也存在于能使用設備的人和不能使用設備的人之間。當帶來了巨大挑戰的疫情爆發時,究竟哪種群體能在一個“untact”的社會中野蠻生長就一覽無余了。
人們普遍認為,韓國在抗擊疫情方面取得了成功得益于其日趨成熟的數字化社會。基于此,相關部門建立了有效的接觸者追蹤系統,廣泛發放電子地圖,以幫助人們跟蹤新冠肺炎的傳播情況,并提供患者和已接觸者的位置信息給民眾,以最大程度幫助民眾避開風險區。一部分人可以很好的利用這些便利的渠道獲取更有效的信息,而另一部分人卻由于種種限制無法獲得信息對等。在疫情初期曾出現過“口罩危機”,隨著大量人群在商店排起長隊只為求購口罩,能列出零售商的實時口罩庫存的相關App和網站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年輕人可以利用這些信息很容易地找到口罩,而許多老年人卻不得不在當地藥店碰碰運氣。71歲的Chung Hyang-sook說,她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去買口罩,結果等她排到前面口罩就賣光了,她只能空手而歸。“我聽說有一些口罩庫存量的App,但說實話,這些東西對老年人而言很難上手。在我們這個年紀,直接去店鋪看比看手機App要快得多。”
如何度過漫長的居家隔離期是大眾當時要面對的首要問題。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這一措施大大減少了面對面的活動,這似乎并沒有對年輕的“數字原住民”產生特別負面的影響。有些人甚至認為這種“untact”的生活方式比舊的生活方式要好。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首爾的一名研究生Beon gio-yeong一直居家享受網上藝術展覽和虛擬現場音樂會,她說,她接觸藝術的途徑實際上有所改善。“最近,在(LG藝術中心)有一場為期兩天的Swan Lake直播演出。現在我甚至能有機會免費看我一直都想去看Matthew Bourne's的Swan Lake表演。今年4月,我還在YouTube上觀看了鋼琴家Cho Sung-jin的獨奏會。”
然而,對許多老年人而言,這樣的生活太過寡淡如水。許多老年人正在努力適應與他們以往的社交網絡和社群隔絕的生活。據HankookResearch的一項調查,當地大多數老年人可以社交的老年中心都關閉了,97%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表示,他們在疫情爆發后沒有出過門。
“我已經一個人在家呆了好幾個月了,”79歲的Choi Byung-wan說,他獨居在首爾。在冠狀病毒爆發之前,他是當地老年中心的常客,但自2月初以來,他就一直待在家里。因為害怕感染病毒,Choi Byung-wan只有在必須去雜貨店或者有需要去醫院的時候才會“冒險”外出。雖然他有一部智能手機,但他無法駕馭讓年輕一代“忙得不可開交”的網絡虛擬活動。為了打發時間,他會通過手機上的Kakaotalk(WhatsApp的韓國版本)發送的YouTube視頻鏈接看電視。“我能做的事情不多,所以我就整天看電視,”他說。“福利中心經常打電話給我詢問近況,這是我這些天唯一的樂趣。”
Soongsil University信息社會學教授Park Chang-ho表示,數字代溝存在帶來的問題在韓國老生常談。他說:“在首爾火車站買火車票時,只有老年人在售票處排隊,因為他們不習慣用售票機等數字設備。”“這個問題以前就有,但是疫情的爆發使這個矛盾更加突出。”這是韓國政府非常清楚的一個問題。科學和信息和通信技術部部長Choi Ki-young認為有必要建立包容性的數字經濟時代,他說,數字代溝“可能會進一步拉大社會差距”,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如何將重要信息傳達到有需要的地方也是一個問題。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83%的參與者預測,數字代溝在后疫情時代將變得更加嚴重,而65%的參與者說,疫情期間,官方信息并沒有平均地傳遞給每個人。由于數字代溝的存在,不同階層和群體的信息的獲取度有了很大的偏差。
過去,相關政策制定者主要關注于如何改善人們對電子設備的接受度和使用率。當然在這方面,他們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另外,ParkChang-Ho認為,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公眾對社會數字化的態度。“過去,如果政府談到要打造一個友好的數字環境,有些人會反駁說,‘我們該怎么對待不熟悉電子設備的老年人呢?但現在看來,許多人已經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在當下社會環境中使用電子設備的必要性。”
據悉,韓國政府計劃在全國各地建立1000個數字教育中心,并雇人教授學員在數字化設備上的讀寫技能。Choi說,由于仍鼓勵老年人呆在家里,政府的新政政策還旨在促進老年人可以自己使用相關科技手段,比如能夠感知他們血壓和脈搏的電子設備來為他們自己保駕護航,并在他們需要進行檢查或需要相關人員上門探視時提醒他們。
這場疫情給人們透露出了一個訊息:在韓國,“untact”在未來將遠遠超出網購的范疇。它將給所有人口中平等地分配信息,并保持所有人與衛生和社會服務聯系的能力,以及認識到“untact”并不意味著拋棄社會中的弱勢群體。Park說,“政府現在別無選擇,只能關注這些問題”。如果韓國相關部門能把這件事做好,那就可以給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對未來社會的一瞥。
(編譯/雨果網 揭易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