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8日，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時間段，一個重要事件默默地發生了。越南批準了《越南—歐盟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簡稱“自貿協定”）和《越南—歐盟投資保護協定》。這項歷時8年的自貿協定將從2020年8月1日起生效。屆時，越南—歐盟雙邊貨物貿易中約99%的關稅將逐漸削減直至取消。

在東盟國家中，越南是自新加坡后第二個與歐盟簽訂自貿協定的國家。越南政府門戶網站更是稱越南是亞太地區第一個與歐盟簽署自貿協定的發展中國家。越南本土經濟學家紛紛將這一自貿協定比喻為“連接越南與歐盟的高速公路”。

盡管越南目前的制造業實力并不算突出，但此后，越南極有可能進入一個全新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階段。

越南吸引外商投資的3個階段

越南從革新開放到2020年自貿協定實施，吸引外商投資可以劃分為3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86年越南革新開放開始到2017年結束

這一階段的特點非常符合日本學者赤松要的“雁行理論”，即越南主要通過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吸引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但效果并不明顯，主要原因在于相對中國來說，越南的比較劣勢非常明顯。

首先，最直觀的對比，是越南本身的市場體量不夠大，革新開放時僅有六七千萬人口，不像中國市場那么有吸引力。

其次，基礎設施配套相對較差。在“雁行理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論述是政府與市場機制的有效結合與互動，政府應當在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導向等方面給予超過市場機制的幫助，推動產業升級。越南政府在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不斷向中國學習，但仍處在一個跟進的過程中，可以看到的是，直到目前為止，仍然需要通過從中國進口電力滿足其生產需求。

最后，越南上下游產業集群配套能力不足，以及越南盾兌美元的匯率波動較大，這些都使得投資者在考慮直接投資該國時，會對后期運行成本產生疑慮。

盡管如此，在這個階段越南相對中國也具有一定的優勢環節。例如，在勞動力價格方面，越南具有比中國更有競爭力的成本，但考慮到中國中西部收入的不均衡，當投資者看到中國西部地區勞動力空間的時候，往往更愿意在一個體系內進行制造業遷移。

這些因素合并造成的結果就是在這個長達30多年的階段里，越南是生產要素的“價格洼地”，但不能真正吸引高質量的制造業轉移，大量的制造業被中國吸引，越南甚至成為“虹吸口”附近的“真空區域”。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越南民間會有“天堂太遠，中國太近”的說法。

第二階段：從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始到2020年結束

對于越南來說，真正的機會來得非常突然。進入2018年，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逐步演變，越南吸引外商投資進入了高速發展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充分享受了貿易摩擦“擠出效應”帶來的紅利。

這次產業轉移的主要起因是美國對大量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作為回應，中國對一些美國產品同步加征關稅。短時期內無法消耗的價格空間使大量制造企業紛紛轉移生產加工基地，以此謀得新的原產地證書。其火熱程度，使越南當地的基礎建設已經無法跟上海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不僅能源、土地價格快速上漲，2019年下半年，越南各個海港物流、公路運輸均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

在這個階段，越南對標的對象不再是中國，而是東南亞及南亞地區的其他國家。

通過對標對象的轉變，越南逐步從“價格洼地”的角色變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選項之一。當一些企業準備從中國向外進行產業轉移，或者是“備份”一套生產能力時，越南憑借自身的優越地理位置、相似的政治環境、相仿的生產要素價格，以及可以通過運輸補全的配套能力，成為投資者的重要選項之一。

通過資料可以看到，2018年，越南吸收外資的總注冊資本金額約為355億美元，其中排在前3位的國家——日本、韓國、新加坡，投資超過了200億美元。

不僅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企業正在考慮分散對中國的投資，中美貿易摩擦還進一步推動了中資企業調研決策的速度。往常需要兩三年周期的可行性研究，往往被壓縮在幾個月內完成：先通過簡單組裝完成原產地證書的轉換，以此出口美國，從而繞開關稅壁壘，并在隨后的日子里逐步摸索改進的方法。

這種“先落地、再分析改進”的方式，使得越南迅速提高了對美國的貿易份額，美國也成為越南的第一大貿易伙伴。

這種方式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首當其沖的是美國的質疑。美國要求越南政府嚴查沒有在越南完成“實質轉型”的產品開具越南原產地證書的問題。

按照這一要求，開具越南原產地證書，可以通過完成HS編碼轉碼和在越南完成30%的產值兩條途徑實現，無法達到這些要求的，將不再開具越南原產地證書，仍將按照中國產品加征關稅。

此外，如前面所說，短期內涌入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資，也暴露了越南基礎建設的“短板”。能源、物流方面的需求劇增，包括被推高的消費品價格，使越南本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越南政府也因此開始提高中資企業的投資門檻。

第三階段：2020年《越南—歐盟自由貿易協定》實施之后

現如今，隨著《越南—歐盟自由貿易協定》的實施，越南將要進入吸引外商投資的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極有可能是關稅紅利疊加產業轉移的實質性提升階段。

就現有數據來看，歐盟是越南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也是越南貿易順差的重要來源。2019年，越南向歐盟出口額為415億美元，自歐盟進口額為149億美元，貿易順差超過250億美元。

越南向歐盟出口的產品主要是服裝、鞋類、農產品等，歐盟則向越南出口機電設備和醫療產品較多。自貿協定生效后，以越南占據優勢的農產品為例，出口到歐盟的關稅將從目前的5%～20%降至零。對于在前兩個階段向越南大量轉移的紡織服裝業而言，42.5%的稅項將被歐盟取消，余下稅項將在3～7年內消減。對于計劃將生產線搬出中國的跨國企業而言，越南將比第二階段更具吸引力。

中國需要制定更具競爭力的產業政策

短期內看，受這一變化影響的主要是一些東南亞國家，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緬甸。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這些國家相對越南處在了此起彼伏的境地。長期來看，不排除對中國部分產業造成影響，需要在產業集群規劃、政策引導等方面，給予相關企業切實的支持。

在產業集群規劃方面，對于眼下的越南來說，仍然是個比較大的瓶頸，許多產業的上下游配套不全，使得許多企業“身在越南，心在中國”，仍然需要通過從中國大量進口配件滿足當地生產需求。但隨著越南產業工人的進步，以及配套的逐步發展，如果中國不能在產業集群規劃方面制定比目前更有競爭力的策略，勢必會逐步失去競爭優勢。

此外，對于一些牽扯到國內就業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問題來說，長期發展仍然離不開政策的引導，需要我們通過政府與市場機制的有效互動，提升“中國制造”的競爭力水平，應對可能存在的挑戰。

但對于大量的中資企業來說，《越南—歐盟自由貿易協定》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利好，即可以在較近的區域內享受到直接投資的關稅紅利。相對于將制造業轉移到南亞或東歐，越南對于中資企業來說仍然具有較容易適應的環境，考察成本、前期運營的適應成本都相對較低。能夠以這樣的方式獲得歐盟的關稅優惠，也是一個切實可以考量的路徑。

由此，我們可以預見，未來一段時間，“越南制造”將逐步提升自身優勢，而中國需要做出更加細致的產業規劃和政策，以應對競爭。對于“出海”越南的中資企業來說，抓住機遇，切實提高自身運營水平，將有利于自身開拓歐盟市場，完善制造基地布局。

（來源：進出口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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