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自公眾號：霞光社

作者：李小天

一個高速增長的全球大型經濟體，正讓中國出海企業愛恨交加。

“印度是我們第一個發力的新興市場，占我們交易總量的90%。但2020年，印度封禁了我們的應用。”

某科技公司負責人告訴霞光社。

一紙禁令讓他們此前所有的努力幾乎化為烏有。“所以我們不得不把業務重心轉移到印尼，開始開辟東南亞市場。因為印度官方政策上的不穩定性，我不建議中國出海企業把印度作為核心市場。”他發出這樣的感慨。

今年，這種情況越發成為懸在出海印度中企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小米、比亞迪、富士康，乃至蘋果都吃過這個虧。

自2020年6月以來，因為地緣沖突，印度政府依據所謂“國家安全”，連續多輪封禁中國包括TikTok、WeChat、UC瀏覽器在內超200個手機應用程序，同時多家中企相繼被迫陷入稅務風波。

甚至這種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措施逐漸演變為一種貿易政策——今年8月3日，印度出臺政策，對進口筆記本電腦和個人電腦（主要來自中國的設備）實行新的許可限制。一周后，有報道稱印度官方正在考慮對相機和打印機采取類似措施。

去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對印度2022-2023財年GDP增長預期為8.2%，同時預計今年增速將放緩至6.9%。盡管飆升的通脹率可能開始拖累其經濟活動，但其依然是全球為數不多的高增長大型經濟體。

過去，得益于巨大人口紅利、廣闊市場空間，以及高速發展的互聯網經濟，印度一度被視為中國出海公司尤其是互聯網公司的出海熱土。從2014年開始，智能手機、數字文娛、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等多個賽道眾多玩家紛紛下注印度，將中國成熟的互聯網發展模式遷移至印度，也帶動了當地的產業升級與投資熱潮。

但隨著地緣政治的急劇變化、營商環境的持續惡化，加之印度對外政策的朝令夕改，對外企和資本來說，印度市場，正在逐漸喪失吸引力。

2014年，是中國智能手機出海元年。智能終端品牌小米，將印度作為它的出海第一站。依托印度巨量的手機消費市場，小米在印度開疆拓土、迅速崛起。僅兩年后，小米與中國制造商OPPO、vivo一起就累計占據印度81%的智能手機市場份額。截至2019年，小米智能手機在印度的出貨量已達1億部。從2018年到2021年，小米穩坐印度第一大手機品牌。

一位印度籍科技記者對霞光社說，2010年左右，印度本來有Micromax、Karbonn、Lava這些本土智能手機制造商逐漸崛起，但隨著小米、OPPO、vivo等中國手機品牌，以更極致的性價比快速占據印度市場，Micromax等本土品牌日漸衰落、跌出榜單。

也正因為此，中國智能手機首當其沖，成為印度官方限制與制裁的對象。2018年，印度政府對進口智能設備征收20%的關稅。2021年12月至今，包括但不限于華為、中興、vivo、OPPO在內的多家手機廠商都遭到過印度相關部門的調查。

雖然早在2015年，小米就積極響應印度總理莫迪所提出的“Make in India”（印度制造）倡議，在印度開設了第一家工廠，并不斷擴大在印生產基地，實現管理團隊、硬件制造、軟件生態的本地化，但它也沒能逃過來自印度官方的制裁。

2022年1月，印度稅務情報局（DRI）向小米印度罰了65.3億盧比（約合人民幣5.58億元）稅款。5月1日，再凍結其7.25億美元（約48億人民幣）資產。

不久前，印度政府再度向包括小米、OPPO、vivo、realme等在內的中國手機品牌提出要求：在印度運營的中國手機品牌，應當任命印籍人士擔任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高管職位。此外，印度政府還指示這些企業將合同制作工作委托給印度公司，開發有當地企業參與的制造流程，并通過當地經銷商出口。

接連的制裁也讓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越發艱難。2023一季度小米在印度市場的份額為16%，排名第三，比2022年下降了7%。對此，小米印度業務負責人 Muralikrishnan B 在 7 月份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小米計劃減少智能手機的發布量，將更多精力放在線下零售上。

除了直接封禁和資產處罰外，提高關稅壁壘也是印度政府屢試不爽的舉措。

2018年，受阿根廷、土耳其爆發金融問題影響，資本開始撤出新興市場。這導致印度貨幣盧比貶值，兌美元匯率下跌13%。為了支撐不斷貶值的盧比，莫迪政府提高了19個類別產品的進口關稅，包括寶石、塑料、家用電器和航空燃油。

而在全球新能源市場中一騎絕塵的比亞迪，也在印度遇到挫折。8月2日，據路透社報道，印度稅務情報局宣稱，由于比亞迪在印度組裝并銷售的汽車進口零部件，不符合印度的低稅率政策，判定比亞迪需補繳7.3億盧比（折合人民幣約6360萬元）的進口關稅。而自2022年開始銷售以來，比亞迪在印度共出售了約1960輛汽車。

不僅中國企業在印度接連吃虧，全球跨國公司在印度都難逃官方不知何時落下的鐵錘制裁。

比如亞馬遜2022年6月在投資一家零售集團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隱瞞，并被處以20億盧比（約1.7億元人民幣）的罰款。2023年3月，印度儲備銀行( RBI) 以不遵守預付支付工具規則為由對亞馬遜 Pay 處以37.5萬美元的罰款。近年來，印度稅務部門對殼牌、諾基亞、IBM、沃爾瑪、凱恩能源等多家外資企業都進行了稅務調查并開出了高額罰單。日韓不少企業也面臨同樣的狀況。

監管的不確定性是外商投資的重大障礙，以至于印度因此被稱為“跨國企業的墳場”。

印度的貿易政策轉向，有一個確切的時間點。

2020年11月15日，覆蓋東盟10國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15個國家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簽署。RCEP旨在建立統一的市場自由貿易協定，所有成員國將享受到10年內降至零關稅的福利。

該協議原本應有16個國家參與談判，但最后印度決定退出。

印度《商業標準報》評論道，印度政府已轉向了尖銳的保護主義立場。此后印度政府公布聯邦預算，全面提高進口關稅，這是印度于1991年開始向世界開放以來從未做過的事情。

印度的貿易保護主義傳統由來已久。

在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之前，印度以“許可證統治”聞名于世。關系國計民生的各行各業，無論是投資、工業、貿易，處處都要政府審批。企業運轉的首要目標不是爭取獲得市場，而是爭取獲得審批。政治學家劉瑜曾在書中介紹她看過的關于印度改革前的報道：有一個印度企業家抱怨，在改革前，為了購買一臺進口計算機，他花了一兩年時間，跑了新德里50趟，才獲得了批準。今天看上去理所當然的事情，在當時的印度困難到不可想象。

機械的審批制度不僅造成政府效率低下，也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1991年，印度開始對外開放，將平均關稅從1990年的80%以上大幅削減至2008年的13%左右。而在2014年，現任總理莫迪上臺后，發起“印度制造”運動，印度的貿易保護主義卷土重來。

然而印度的戰略似乎事與愿違。在推動“印度制造”運動8年后，2022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印度GDP的13.3%，反而比2015年的15.6%下降了2.3個百分點，為1967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另外，中美的戰略競爭，也讓印度希望可以從產業鏈轉移浪潮中分一杯羹。但荒誕之處在于，無論專注于提升本國制造業能力的“印度制造”計劃，還是試圖在中美地緣競爭中坐享漁翁之利的投機做法，都加劇了印度從中國進口零部件和半成品。

對于這種看似產業鏈外溢到他國、但實際未與中國真正脫鉤的現象，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施展在其《樞紐》一書的增訂版中寫道：“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電子技術產業，會有一系列的產業環節（而不是整個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東南亞甚至是整個東南亞制造業集聚區加在一起，共同占據樞紐地位；但中國在其中有較強的主導性，這根植于中國的供應鏈網絡的規模，以及中國在重化工產業上的優勢。”

為了“印度制造”而脫離整個東南亞制造業，勢必會顯得孤立無援。

除了發展本國制造業和中印地緣分歧外，民族主義，本來就是莫迪政府試圖重新建構印度民族的一種嘗試。

從歷史上來講，南亞次大陸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統一國家。在英國結束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后，遺留下了“印度”這個民族國家概念。目前，印度國內有2000多個民族，分屬于28個邦和6個聯邦屬地及1個國家首都轄區，共有1652種語言和方言。如何將四分五裂、差距迥異的各個地域整合為一個同質性的“想象的共同體”，是印度歷屆政府急于完成的使命。

而本身為印度教虔誠信徒的莫迪，選擇了“印度教民族主義”這一工具。在國內，莫迪政府在2019年推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因“宗教迫害”進入印度的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三國并信奉6種宗教的非法移民公民身份，但唯獨排除了穆斯林。這一法案被廣泛視為“反穆斯林法”，雖然在國內引起穆斯林群體的大規模抗議，但卻因迎合了印度教徒的民粹主義，助力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黨在2021年贏得大范圍的地方選舉，從而主導印度政壇。

看到了這張大旗如此好用，莫迪政府在對外政策上也貫穿其民族主義決策。印度國內媒體充斥著對中國、巴基斯坦、歐洲、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負面報道，媒體觀察網站 Newslaundry 的Manisha Pande表示，此類報道有兩個目的：將莫迪定位為讓印度名聲大噪的全球領導人，并宣揚一種全球陰謀壓制印度崛起的理論。

在這一理論中，中國和中國企業首當其沖，成為印度旗幟鮮明抗衡的“對手”。比如，在經濟上頻繁對“中國制造”和“中國投資”設置壁壘。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4—2023年，印度發起的涉及中國的反傾銷案多達127起，反補貼案8起，保障措施案145起，涉案產品涵蓋機電、化工、有色金屬、鋼鐵、紡織等行業。印度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對中國貿易救濟調查發起國，以及第一大對中國反傾銷案申訴國。

歷史的車輪，恍如開回了30年前——同樣是對電腦做出一些限制，只不過這次換了個馬甲。

形勢的劇變，讓一些布局印度已久的中國企業面臨兩難——繼續，則面臨更加不確定的市場風險；放棄，不僅損失巨大，還有可能錯過一個增長的市場。

一些企業在尋找折中的辦法。根據英國《金融時報》6月9日的報道，中國時尚電商巨頭SHEIN正通過與印度最大上市公司信實工業(Reliance Industries)合作，在印度重啟業務；騰訊出品的游戲《PUBG MOBILE》則經由韓國游戲大廠Krafton推出印度特供版本《Battlegrounds Mobile India》，在今年6月于印度重新上線。

而屢遭印度稅務情報局制裁的中國智能手機制造商小米，除了繼續探索印度手機市場外，也多方下注其他賽道——小米創始人雷軍創立的順為資本(Shunwei Capital)，通過在2020年成立的新加坡子公司SWC Global，投資了印度營銷自動化平臺Web Engage和乳制品品牌Country Delight。

中企之所以如此難以割舍印度市場，主要原因是印度目前尤為可觀的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2023年4月印度和中國的人口數量近乎持平（14.26 億），但由于中國人口增長正在放緩，而印度人口仍在快速上升，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后者將很快超過前者。

除了在人口規模上位居全球首位外，印度年輕的人口結構也賦予它潛在的人口紅利與廣闊的消費前景：目前印度年齡中位數為28歲，25歲以下的人口有6.1億，65歲以上人口占比僅為6.8964%；從百分比和絕對值來看，中產階級是印度人口中增長最快的主要群體，1995 年至 2021 年間每年增長 6.3%，目前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31%，預計到2031年將達到38%，2047年將達到60%。日益崛起的中產群體，將拉動印度消費市場的突飛猛進。

不僅是中國企業，諸多外國資本與品牌也看好印度、重資投入。2023年4月18日，蘋果公司在印度開設的首家旗艦店在商品中心孟買正式營業。據彭博社報道，截至今年3月份，蘋果在印度的收入接近60億美元，同比增長近 50%。投資公司韋德布什證券 (Wedbush Securities) 的丹·艾夫斯 (Dan Ives) 預測，到 2025 年，蘋果在印度的收入將達到200億美元。“印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市場，”蘋果首席執行官庫克在 2 月份對投資者表示。“本質上，我們正在吸取多年前在中國學到的經驗……并將其付諸實踐。”

誠然，印度市場的規模與前景極具誘惑力。但從另一個角度上來客觀分析，印度真的能離開中國制造嗎？

雖然同為二戰后獲得民族獨立的后發現代化國家，但印度幾乎無法復制中國經濟騰飛的路徑：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之一。

正如施展在《樞紐》一書中用“全球經貿復合雙循環結構”這一概念來闡釋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構成一個循環（第一循環），中國向西方國家出口制成品，從西方進口技術、資金以及各種高端服務業貿易；中國與其他非西方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構成另一個循環（第二循環），中國向發展中的亞非拉國家出口制成品，從后者進口原材料等，兩個循環通過中國而聯系起來。中國由此成為全球經貿循環過程當中重要的樞紐性存在。

而印度，并不具備中國這樣的供應鏈網絡優勢。這一方面是因為，從1947年獲得民族獨立后，印度在1991年才開始開啟對外開放步伐，在此之前，為了擺脫殖民主義影響，追求所謂“經濟獨立”，印度一直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而此時，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十余年之久；并且在經濟體制上，印度高度借鑒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效率低下、管控嚴苛、缺乏活力，從而導致本國錯失成為“世界工廠”的機遇。

另一方面，按照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論，成功的國家建構來源于軍事統一、政治改革和民族認同。從這個邏輯上來看，印度很難說是一個完成了國家建構的國家，其民族、宗教、語言、文化、地域、種姓之間的異質性和復雜性，不僅導致了印度政府孱弱的國家能力很難集中力量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還導致了印度的勞動人口往往固守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語言環境中，沒有涌現出像中國一樣逐資本而居的產業人口大遷徙。

另外，印度的人口紅利也沒有真正轉移成為經濟紅利，這源于本國的教育資源的短缺與貧瘠。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2年印度的教育支出僅占GDP的2.9%，只有23%的印度女性從事有償工作，而孟加拉國的這一比例為 37%，中國的這一比例為63%。缺乏技能、未能充分就業的年輕人可能會讓印度的經濟過早停止發展。

這一切導致了，迄今為止，印度依然是一個制造業貧瘠的國度，它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并不會因為貿易保護主義的舉措就戛然而止。

根據路透社8月9日報道，印度政府當天向議會提交的報告顯示，2023財年，印度從中國進口的消費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和鋼鐵產品等至少25種主要大宗商品有所增加。同時，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在2023財年同比擴大13.5%，路透社稱，原因是“印度強勁的國內需求繼續支持從中國進口，而中國的疫情管控抑制了從印度的進口”。

談及印度未來的政策走向，欣孚智庫的創始人、前歐盟政策顧問宋欣態度樂觀。她認為，隨著印度日趨深刻地嵌入全球經濟體系，它也會以更開放的姿態對待外國企業與資本，目前嚴苛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可能只是階段性存在。

發展的規律，不會被階段性或局部的變化所打破。

而對中印兩國來說，如何超越狹隘的地緣政治思維，加強經濟聯系和積極互動，從零和博弈走向雙贏，是兩國未來應該關注的焦點問題。

（封面圖源：圖蟲創意）

（來源：雨果網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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