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的游戲格局正在悄然發生改變。

浙江義烏，每天小外貿、小訂單通過拼箱出口走寧波港的貨量已達到千余貨柜。一張訂單、十余集裝箱齊發的舊時光，一去不復返。拼柜，在通往世界的各個陸、港口岸密集排隊，成為時下潮流的出口裝箱方式。

全球經濟幾經波折、中國的勞動力和原材料優勢削弱、互聯網興起，重重因素引發的消費行為與商業模式變革，讓外貿亟需重新洞察市場溫度。

作為中國經濟三駕馬車之一，外貿生態鏈的改變，給中小企業帶來巨大變化。出口型企業、外貿中間商以及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追逐著跨國購買、小訂單、小包裹、碎片化、定制化、去中間商化、反向補貼政策等種種新趨勢，無一例外被卷入這場重新占位的大風暴中。這些新的趨勢在慢慢發酵，組合成當下外貿生動的大圖景。

浙江省剛剛公布的一份外貿半年報，向我們展示了外貿企穩的信號：半年進出口總值首破萬億元人民幣，出口增速位列主要出口省市首位，6月份出口增速觸及“年度目標”7.5％……

浙江這個外貿大省，正在迎來一種新的外貿常態，尋找重新發力的引擎。與此同時，外貿領域發生的許多變化，正在改變出口、加工和生產的方方面面，如普遍的來料加工、貼牌生產方式已經不再性感，跨境電商、品牌輸出開始越來越吸引眼球。外貿行業的變革除了有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推動，也有一方面動因是來自海外市場消費習慣的改變，這逼迫著中國的大小外貿企業改變自己。

悄然而至的變化

浙江省商務研究院院長張漢東說，以前的外貿電商只是基于信息展示B2B，現在則逐漸發展出融入交易環節的B2C，也就是常說的跨境電商。這種商業模式帶來了小單化、碎片化的外貿現狀，同時突破了原有的營銷渠道，并且幫助企業從海外代理商手中奪回了定價權。小單化、碎片化的貿易方式源于歐美消費人群對商品的性價比需求，他們不再滿足于去沃爾瑪等大型超市進行采購，更樂于在線上購買生活所需。

作為首批列入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點的城市，杭州、寧波的跨境電子商務均開始發力。海關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杭州一年來跨境電商出口監管驗放郵包28萬個，出口涉及178個國家和地區。杭州海關監管處副處長諸江虹介紹：“從貨值和郵包數量來看還不太起眼，但跨境電商減少了國際貿易層級，降低了外貿成本，也適應碎片化、小單化的趨勢，未來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義烏小商品城，單品數量少、品種雜的特點一直存在，一個集裝箱里的商品有時多達上百種。義烏小商品城此前以“旅游購物”名義沿用一般貿易的通關方式，要求出口商如實申報，每一種貨物都報檢，費時且成本較高，導致企業申報不實，市場商品絕大多數寧愿以省外外貿企業名義報關出口。經過兩年試點后，2013年，義烏采用“市場采購”貿易方式，相關新政策實施后，水務、海關、商檢等部門給予試行企業便利的監管政策。商檢按照自檢、驗證、核查實施分類檢驗，80%商品實現窗口審單放行；國稅試行增值稅免稅等政策，使義烏的外貿企業積極采用“市場采購”貿易方式，外貿出口額由此也被統計到市場所在地。

數據顯示，2013年義烏每天發送國際快遞25萬單，居中國各大城市的第四位，僅次于北京、上海和廣州。

張漢東說，商業模式的變化，也讓外貿企業開始關注供應鏈的科學管理。以前，來料加工的外貿企業不需要去關心款式，也不需要去關心后續的銷售問題，甚至不需要關心原料，因為原料都由客戶提供，更加不需要關注品牌。如今外貿企業也開始重視訂單質量，開始自己設計款式。隨著外貿企業直面海外銷售渠道，甚至直面海外消費者，企業已經開始在原料采購、研發、生產、銷售等環節進行科學化管理。

國內的勞動力成本逐年上漲，全球范圍內的區域分工更加明顯。外貿企業尋求利益最大化的經營模式，將工廠開在海外，就近生產或者降低勞動力成本，同時突破國際貿易壁壘，一舉多得；部分具備一定實力的外貿企業甚至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分撥中心。設立海外機構有利于企業迅速對目標市場的變化作出反應。

有的企業將研發、生產環節逐步鋪向海外，有的企業則逐步設立完善的海外售后服務網絡。這是外貿企業服務意識、品牌意識興起的表現，他們不再滿足于把產品賣出去，更希望在售賣產品的同時提供服務，在國外建立起品牌影響力，獲取品牌溢價收益。

跨境電商崛起

近年來，外貿行業最直接、最大的變化便是跨境電商的崛起。在一些外貿企業將目光轉向國內市場的同時，也有許多企業看中了直接將中國產品送到歐美消費者家門口——這一交易模式在本質上和國內B2C并無二致，均依托于讓信息突破地域限制的互聯網，以及日益便捷的物流。

相比傳統外貿，跨境電商的單件利潤頗為豐厚，甚至超過了已一片紅海的國內B2C，因為它讓供貨商越過了多個中間環節。

天趣貿易總經理夏麗榮在比較了國內B2C環境和跨境貿易環境之后，放棄了天貓等國內B2C平臺，選擇在跨境電商平臺“速賣通”售賣母嬰產品、玩具等，并且在短時間內做到速賣通同品類Top 10。夏麗榮形容現在已開通3年的速賣通的成長速度不遜色于2010、2011年時期的淘寶商城（天貓的前身）。

今年5月，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一達通”外貿服務平臺宣布，企業通過它每出口一美元，最高能獲得3分錢人民幣的外貿服務補貼。7月初，阿里聯手中國銀行等7家銀行，利用網上平臺背后的大數據，推出面向跨境電商企業的純信用貸款，最高授信額度1000萬元人民幣，試圖吸引更多的商家借助這一平臺完成境外的買賣。

除了阿里巴巴旗下的速賣通，國外的Amazon、eBay、Wish等平臺，國內的敦煌網、執御信息技術等平臺也提供了類似的機會。當然還有更多的獨立跨境電商網站，以及眾多為在跨境電商領域發展的企業提供服務的機構。

每家跨境電商企業的絕對體量都不大，但也出現了蘭亭集勢、DX兩家上市企業。為數眾多的企業和改變外貿行業的興盛勢頭，也讓政府開始關注跨境電商。重慶市政府早已開發了稅務系統接入跨境電商企業的交易數據，幫跨境電商解決稅務問題。鄭州市在制定2014-2020年的電子商務規劃時，便明確把跨境電商納入其中，全面探索跨境電商涉及的通關、商檢、退稅和支付結匯等配套政策，并制定了1000億元的目標，力爭實現傳統商貿企業電子商務普及率達到50%以上。

全國各地中，珠三角的跨境電商群體最為強勢，有40.68%的速賣通賣家集中在深圳，廣州則有13.51%的速賣通賣家匯聚其中。因為跨國電商的郵路價格高于國內，因此單件價值較高的商品比較適合跨境電商，電子通訊產品、家居用品、婚紗、假發、美容護理、珠寶手表是海外消費者最喜歡從跨境電商賣家處購買的商品。

誰會贏在未來

杭州海關統計專家葛一波告訴《浙商》記者，當下浙江外貿仍面臨“兩頭擠”的現實問題，即對新興市場的出口起伏比較大；而制造業自身的競爭優勢正受到挑戰，訂單流向東南亞地區、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歸。

統計數據顯示，從浙江省出口商品看，主力仍是機電產品，增長較快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農產品。上半年，浙江省出口機電產品3189.5億元，增長5.6%，占全省出口總值的41.1%。同期，浙江省出口紡織品、服裝、箱包、鞋類、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7大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2962.3億元，同比增長6.5%，占全省出口總值的38.1%。對此，浙江工業大學經貿管理學院副院長杜群陽對省內部分企業進行了走訪調研，他發現，在過去半年實現較快增長的企業，無一不是建立在對原有產品創新基礎上的。

“其實，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有空間，把價值鏈的高端放在國內，低端可以往外面轉移。”杜群陽舉例說，寧波慈溪的一家企業選擇了在越南設廠，但是把最核心的模具和零件制造放在慈溪，越南承擔的是組裝的任務。這成為當前不少浙江外貿制造企業的路徑選擇。

張漢東說外貿的產品多樣，企業參與到外貿當中的方式極為豐富，競爭也頗為激烈。他在參加《浙商》雜志主辦的“互聯網時代的外貿新玩法”活動中表示，縱觀外貿現狀，依靠單一品類規模化生產、拼價格戰的競爭方式已經逐漸被遺棄。明智的外貿企業或者在產品方面進行革新，或者選擇單件價值較大的貿易方式，都避開與國內同行比拼價格戰的低質量競爭。

不論是直面消費者的跨境電商，還是較為傳統的市場采購，都已經離不開互聯網。典型的傳統市場如義烏小商品城，也在加大互聯網方面的投入力度，將經營戶的商鋪、商品信息搬到網上，通過互聯網展示給目標市場的采購商。

“跨境貿易電子商務的小額B2B和B2C在促進中小企業擴大國際市場份額外，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可以有力地提升中國制造企業在國際供應鏈中的地位。”張漢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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